追寻与现实羁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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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6/15 17:14:59

摘要: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学本体观;审美特性;二律背反   论文摘要: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坛表反映为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趋向。这股文学思潮发端于晚清,从五四刘建国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学本体观;审美特性;二律背反
论文摘要: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坛表反映为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趋向。这股文学思潮发端于晚清,从五四刘建国前兴衰起伏三十年,建国后丧失生存空间,其特殊境遇中有着复杂的内蕴。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塑造了作家的独立人格,强化了作品人文精神和审美品格。然而它却面临着“功利主义和审美价值二律背反”的必然困境。

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则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人们通常以洛克作为第一个真正具备自由主义特征的思想家。历史上这种极具平民性及广泛性的思想,在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催化下,从英国开始并迅速在欧美各地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生根发芽,到”世纪达到全盛,直至20世纪才处于衰落状态(20世纪以后又获得新的发展)。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政治、公民(个人)权利以及对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和产权保护的提倡,对个人和自立观念的坚持等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深刻影响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自由”已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根本价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可谓生不逢时,当它开始萌芽之际,正值欧美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处于衰落之时(正值社会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时)。与自由主义在欧美民众中的普遍接受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存在于思想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它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一部分从欧美留学归来、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晚清时代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民国时期的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林语堂、粱实秋、沈从文、徐志摩等人。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独具特色的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思潮。笔者这里所要论及的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是指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的,以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为主体,以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作家创作心灵的自由为立足点,专注于人性展示和审美创造的文学创作现象及相关的文学理论。它是白由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折射和表现。

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创造者、传播者的知识分子逐渐具有了独立自由的自我角色意识。1903年,严复将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出版,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呐喊,开中国的自由主义风气之先。继之以维新派的康、梁,康有为要求国民“去国、去种、去产、去家”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粱启超肯定自由为人的生命和权利,倡言“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然而这群从异域取来自由主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并没有把他们对自由观念的认识渗透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范型的文学改良运动中去。在当时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被维新派等认为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文学自身独立的审美特性被漠视,而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却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最早阐述者应是王国维。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独立和文学自由的理想,并以自己的悲壮自沉昆明湖确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和价值。王国维的美学观和文艺观深受叔本华之影响,其核心理论是纯艺术非功利的宁静直观说。他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人们只能象钟表之摆,往复于由“欲”所生的痛苦与厌倦之中。惟有超功利的美才能解脱生命存在的苦痛。从美自身的非功利性出发,他认为处于美术之巅的诗歌小说的任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侄桔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王国维甚至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文学应表现人性,文学家应把创造美的文学作为惟一的目的,反对把文学当作道德和政治的手段。这就从根本上与“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传统艺术观划清了界限。王国维的理论是针对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功利主义文学而言的,而其不懈的理想追求和超然脱俗的品格却兆示了杂文学时代的结束,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自由主义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并产生深远影响。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第一声呐喊就是自主意识。他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中呼吁每个青年都应“各有自主之奴,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李大钊视“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胡适强调个人应“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敢于怀疑,做“最强有力”的个人。鲁迅以“立人”为早年思想文艺活动之本,拾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周作人认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运动就是“辟人荒”的运动,“人的”还是“非人的”文学成为他衡量新旧文学的基本标准。部元宝说:“之所以有新文化运动和紧接着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现代语言表达这种发现与解放的‘人的文学’,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营养。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
当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鲁迅等选择了民主主义,只有胡适、周作人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对文学界的影响也更具体更深远。“他们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引向了文学,既不失启蒙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超越了功利目的较明确的启蒙思潮。因此,胡适、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最初发言人和理论奠基者。

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大潮中,自由主义文学的特征尚不明显,其主张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么,随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也开始明显起来。那就是强调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希望文学能够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以1924年创刊的《现代评论》杂志而得名的现代评论派和稍后由文化社交团体发展而来的新月派是其代表。这些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他们借助西方思想资源,真诚捍卫自由主义的文学原则,以一贯的人道主义启蒙文学继承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普通人的哀乐忧欢、性格理想,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流连于大自然的美好。在文学创作中,讴歌人类生命价值,关注作品的艺术美感。
1923 年周作人发表《自己的园地》,超越了五四时期的主张。提出艺术的独立,既不是为人生,也不是为艺术,而是人生的艺术。“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到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不难看出,其中反复强调的“独立”、“人性”、“个人”以及对“为人生”、 “为艺术”的功利性要求的不以为然,与那个时代所要求的社会功利性已经大异其趣。在创作中,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为中心的《语丝》同仁,依托中国传统文化追溯其文学理念。从老庄注重内心的淡泊自由思想出发,重视文学审美,张扬个性,富有艺术精神。主张“性灵”“闲适洲幽默”,以文学调养人生,对文学追求本真性的还原,心仪高品位的“美文”,坚守“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的“自己的园地”。这显示出自由主义思潮与本土思想资源相调和后的风貌。

历史进入30年代,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左翼文学理论家在理论表述中明确地用“阶级斗争”学说置换了2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用“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工具性质,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
作为对左翼文学的反驳,新月派首当其冲,高举自由主义文学的旗号,维护文学的“健康”和“尊严”。其理论家梁实秋更以一种贵族化的人学理论和自由的文学观念,来否定无产阶级功利性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表现普遍永恒的人性,以这“永恒的人性的文学”来代替那种“阶级的文学”。1931年底至1933年,胡秋原、苏演等明确打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旗帜,反对来自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极端反动主义者”和左联文坛的“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两方面对文艺的侵略,要求文艺自由和民主,反对政治“干涉”文学。1932年,林语堂、周作人等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自我表现”的“性灵文学”。这种文学价值观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强调对灵魂的自我审视与表现,强调人的“性灵”-—自然本性的流露,要求文艺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到“自然”。
30年代,随着《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创刊,作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群,现代文坛上的“京派”开始形成走向兴盛。他们以朱光潜、沈从文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朱光潜提出“纯正文艺”的观点,认为“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的“文以载道”观,最终“大半是失败”。他的理想是最终是要把文艺引到“和平静穆”的美的“最高境界”之中。

3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充分实践着他们的艺术理想。徐志摩在“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中显示了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与现实的疏离感;京派小说在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中展示古朴自然的人性与人情;现代诗派以晚唐五代诗的意境传达现代人生况味;周作人的散文丰富的知识中渗入了人生的苦味;林语堂的小品行云流水中回荡着淡淡的忧伤。

“芦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高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压抑。而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随着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关注,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掀起高潮。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波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领域,
尽管抗战的现实非常严峻,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就曾经崭露头角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拥护者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对抗战文学的现状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梁实秋从他一贯的文学要表现永久的人性、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主张出发,对当时文学中普遍表现的抗战主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抗战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 “一团糟”,认为只有“远离了‘宣传夕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如果“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会出现“堕落倾向’整个抗战时期,这种反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否认文艺有自身以外的目的,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和特殊性的声音一直都时断时续地存在。

抗战胜利后,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观察》杂志创刊,接着,《大公报》、《文汇报》、《民主周刊》、《新路》也发表言论,纷纷倡议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要通过“第三条道路”使中国复兴。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复苏并逐渐达到高潮。此时,先前零星发表过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的作家也兴奋起来,纷纷出任文学刊物的主编和综合性报刊的文艺副刊的主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萧乾要求作家和批评家“绝不受党派风气的左右”,只“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朱光潜强调文学的自由性,因为“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我们不能凭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张来勉强决定文艺发展的方向”,文学家应该守住“自家园地”,保证自己“独立自主的身分”,让文艺成为一种自由的“自主自发”、“自生自发”的“人生的表现”。朱光潜明确标出自己的所持:“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文学家40年代的创作重在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新艺术形式的实验。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对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间,躲进公寓的张爱玲对都市男女的心理探索,偏居西南一隅的沈从文对形而上的、超验的生命命题的关注和表现,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1949年以后,随着从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出版上对文艺的全面控制的开始,新文学的功利色彩越来越严重,自由主义思潮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自由主义文人或黯然离开、或沉默不语、或投奔“新中国文学”,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坚守的自由主义观念,这是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剧,更是20世纪文学自身的悲剧。

在简略描述了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坛的兴衰历程之后,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带有异域文化背景的思潮为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整个20世纪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价值和精神基因?我个人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自由主义思潮有利于塑造作家的独立人格。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与中国传统文化滋生依附型人格相反,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无疑是孕育独立人格的温床。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对“积极自由观”的倡导,对独立人格的坚持为我们树立了现代人格形象,诊释着“人的解放”的启蒙内涵,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促使作家关注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废名、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人格魅力而外,就是他们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大都强调艺术生成的人生意韵和情趣,追求一种“诗化”的人生,倡导文学作品意境的“和谐”、“完善”、“恰当”与“节制”的理性美。他们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张扬文学的本体价值,形成强烈的审美效应,对20世纪以功利性为特征的主流文学起到了匡正和纠偏的作用。
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中的演进时,不能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文学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价值的二律背反”这一规律所必然决定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困境。
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着,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存在和人类认识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存在意义,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所追求的东西。但是在民族生存危机、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成为时代中心议题的现代中国,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变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氛围,不断恶化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成为时代的表现,为民族的生存和变革而呐喊,这是文学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它也必然以压抑甚至牺牲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为前提。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30年代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性灵文学“的批评: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是十足的“抚慰劳人的圣药”,“麻痹”民族灵魂的“麻醉性的作品”。
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一种被引入文学领域的思潮,它的理论追求、价值取向及在20世纪中国的特殊境遇非常值得回味。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自由主义仍旧是一个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回顾昨天,也许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学建设都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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